中国传统营养学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，研究运用食物保健强身，防治疾病，促进机体康复的一门学科，涉及中国传统营养学、中医理论、食物保健、食物本草、饮食养生、饮食治疗、饮食节制、饮食宜忌等诸多方面的内容。与其他学科一样，中国传统营养学经历了由无到有，由简到繁的发展过程，其历史悠久，源远流长。必须摄取食物，以维持身体需要。早在上古时代，人们在寻找食物过程中，不断品尝，逐渐分清药物和食物的区别，将有治疗作用的动植物均归于药物，能饱腹充饥，对身体有益的动植物均归于食物，因此在医学史上有“医(药)食同源”的说法。钻木取火由古人茹毛饮血的生食转变为熟食，为人类增进健康创造了条件，这是一大进步。商代，相传伊尹精通烹调，同时善于配制各种汤液治病，原料中就有“阳朴之姜，招摇之桂”，姜桂即是调料，又是发汗解表、宣通阳气、温胃止呕的佳品。此时中国传统营养学已经初具雏形。至周代，据《周礼·天官》所载，食医位居疾医、疡医、兽医之首，可见当时朝廷非常重视饮食养生和治疗问题。这标志着中国传统营养学已形成制度，比西方营养师早了2000多年。

传统营养学在预防、保健、治疗方面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，在食养、食疗方面更突出，这些大多记载于医书和本草著作中。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部我国现存最早的重要医书——《黄帝内经》，它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，也奠定了中国传统营养学的理论基础，并提出了全面膳食观点。如《素问·脏气法时论》云：“五谷为养，五果为助，五畜为益，五菜为充，气味合而服之，以补精益气。”这样配制的膳食才符合人体健身的需要。这可能是世界上全面膳食的最早记载。

《神农本草经》成书于东汉之前，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本草专著共载药物365种。书中也记载了一些有药用价值的食物，如薏苡仁、胡麻(芝麻)、芡实、山药、龙眼、干姜、核桃仁、蜀椒等。东汉时期的医家张仲景在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匮要略》中选用不少食物治病，如用于心神失养，精神抑郁的“百合鸡子黄汤”，就是典型的代表。晋代葛洪在其所著《肘后备急方》中，首次记载用海藻治瘿病(甲状腺肿)，用猪胰治消渴病（即糖尿病）。唐代孟诜撰写了第一部食物本草专著《食疗本草》，共分三卷，收载食用本草241种，每味食物名下均载有数个处方，其配制合理，使用方便。唐代医家孙思邈在《干金要方》卷二十六食治篇中，指出“食能排邪而安脏腑，悦神，爽志，以资血气。若能用食平疴，释情遣疾者，可谓良工。夫为医者，当须洞晓病源，知其所犯，以食治之。食疗不愈，然后命药。”书中论述用肝脏治夜盲；海藻、昆布治瘿瘤；谷皮防治脚气病等。《饮膳正要》是元代饮膳太医忽思慧所著，内容丰富全面。全书共三卷，卷一概述各种情况避忌，以及聚珍异馔。卷二介绍“诸般汤煎”和“食疗诸病”。卷三是食物本草，并附有图谱。书中还首次记载了用蒸馏法工艺制的药酒。明代医家李时珍勤求古训，博采诸家，共收集本草1892种，著成《本草纲目》一书。《本草纲目》不仅是明代以前本草的集大成者，也是食物本草的总结。其中食物约占全书本草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，均作了全面评述还增补了不少以前未记载或述之不详的食物。此外还记载了大量食疗方。清代章杏云的《调疾饮食辨》、王孟英的《随息居饮食谱》也各有特点。

总之，中国传统营养学在上古时代与医药同时萌芽与发生，至商周渐成雏形，设“食医”专司此事，至秦汉、唐宋逐渐奠定基础，复经元明清充实发展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学说，积累了丰富的实践与临床经验，值得后人挖掘、继承、发扬、提高。现代发展经济学认为，社会发展的本质既不是物质财富的增长，也不是经济的全面改善，而是人类自身的发展。营养与健康是人类自身全面发展最基本的要求，也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。国民营养状况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物质基础和动力之一。是反映国家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，也是影响和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，世界卫生组织指定的全球卫生战略的第一项工作就是“增进必要的营养，供应足够的安全饮用水”。中国的统计表明，公众正受到营养不良和营养失衡的双重困扰。中国存在着大量因营养缺乏而导致的不良症状。据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与国家统计局估计，严重的营养不足导致儿童发育迟缓率（发育迟缓是中国最主要的营养不良的表现），农村为39.1%，城市为8.9%；低体重发生率农村为17.8%，城市为4.6%；包括铁、维生素A、碘、钙、和维生素D在内的微量营养素缺乏也非常普遍。中国碘缺乏（IDD）占全世界的40%；估计22%的5岁以下儿童患缺铁性贫血。2004年调查发现0-5岁的儿童身高达不到国际标准者，城市儿童为2.9%，农村高达20.5%。而我们邻国日本学生1995年的营养不良检出率在1%以下。我国在存在大量营养不良的同时，营养过剩所引起的超重和肥胖及与此相关的慢性病增加很快。《2004年中国学生体质和健康调研报告》称，到20世纪末，我国学生群体肥胖比例逐年增加，城市男生肥胖率约占10.1%，北京近两年肥胖儿童的数量增长速度惊人，中小学生肥胖儿约占15%，这一数字比10年前翻了一番。与20年前相比，超重及肥胖增加了3倍，高血压及糖尿病的患病率增加了5倍，肿瘤的死亡率增加了1/3。我国40岁以上人群疾病患病率对比显示：糖尿病发病率为13.06%，高血压患病率为47.09%，体重超重患病率为34.18%，肥胖患病率为4.49%，血脂异常的患病率为84.29%。中国居民营养失衡的问题直接导致的结果是中国人身体素质的下降，中日合作青少年体质调查研究表明，日本青少年的生长发育，营养水平及力量素质和速度素质均好于同龄中国青少年，存在明显差异。如突增期日本男子12—14岁，女子10—12岁身高分别平均比中国同龄高87.5px和60px。1985—2000年体质状况的比较研究结果表明，全国青少年学生身体形态中身高，体重，胸围呈正增长，而身体机能发育水平呈下降趋势，爆发力、耐力和柔韧性等素质明显下降。专家指出，铁、碘、维生素A等营养素的缺乏，可以导致儿童时期的心理，智力发育及学习不良。营养不良和慢性疾病不仅影响到患者本人的工作和生活能力，而且给社会和家庭也带来了沉重的负担，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。中国国家营养与发展课题组研究表明，我国因碘缺乏、缺铁性贫血、儿童营养不良等造成的经济损失达300亿元。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%-4%。营养相关性疾病已成为我国居民主要死亡原因，其医疗负担在1995年占整个GDP的2.1%，这个比例还在继续增加。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，发展中国家由于营养不良导致的智力低下，劳动能力丧失（部分丧失），免疫力下降等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，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%-5%。按目前我国每年国内的生产总值90万亿元人民币估算，我国每年为此损失约3000亿-5000亿元。这个测算，不包括间接经济损失及患者、家庭、社会为此所付出的其它代价。

由此可见，我国国民营养失衡，导致的营养相关性疾病的发病率上升，国民体质下降并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，凸显了我国公众严重缺乏营养教育和指导。据调查，我国居民从电视、广播获得营养知识的比例高达60%-80%，从报刊、杂志获得有关营养的知识也达到45%-75%，而其中一半以上的营养学知识是通过上述媒体的食品广告获得。据中国消费者协会调查，食品广告进行虚假功能宣传的多达42%，我国居民的营养健康意识被误导，造成奖金和资源的极大浪费。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在我国5个城市开展住户和老年人“膳食指南”营养教育的结果表明，营养教育在提高人们的营养知识水平，改变对营养的态度及其膳食行为方面有重要作用。如住户和老年人营养知识得分在80分以上的人数百分比，从开展教育前的8.4%和10.2%分别显著地上升到88.1%和94.5%的比例。河南信阳地区6年农村居民营养教育的监测结果显示，营养教育提高了儿童及其父母的营养知识水平。1995年核查，身材矮小发生率比1990年降低6个百分点，由15.9%下降为9%；低体重儿发生率由18.4%降为3.5%，下降81%；1995年与开展教育前的1990年相比，贫血发生率下降65.17%佝偻病发生率下降53.59%，蛋白质热能营养不良（PEM）发生率下降59.8%，维生素缺乏下降了8.11%。一项对生活条件相似的人群实施营养教育的对照实验表明，通过营养知识培训，可使根本不懂营养的农民的营养知识知晓率达到80%以上，其中3/4能应用所学的营养知识喂养婴儿，科学地选择和搭配食物来保证所需营养素的摄入，2年后0-7岁的儿童贫血率从72.28%下降到44.48%。由此看出，通过营养师定期和不定期的营养指导，使我国居民能自觉的科学选择食物，对提高营养状况将是一条有效的措施。上述分析表明，要解决我国公众的营养问题和避免罹患营养相关性疾病，核心问题是开展营养教育与指导，改善居民的营养状况，这是提高我国人口素质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最经济，有效的措施之一。我国正处于膳食模式与疾病发生转折的关键时期，核心原则是调整膳食结构重视平衡膳食。